战争形态的“隔代碰撞” ——从明清红夷大炮240年的演变看厦门抗英保卫战之败

　　在撰写《厦门港要塞与胡里山炮台》一书时，有个问题始终令我困惑: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为何能以不足两万人的远征军横扫拥有80万常备军的清朝海疆？幸得明清火炮专家黄一农教授指点，从红夷大炮240年之演变的视野换角度考察，终于悟出那是新旧两种战争形态的“隔代碰撞”。

　　近读《文化乡土》版关于1841年8月26日厦门抗英保卫战真相探寻的文章（详见7月3日、10日本版），很赞同地方史志要讲真话的观点。在此，我想从科技进步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具体来说是双方所拥有大炮和战术的先进与落后）这一视角，对19世纪中叶那段乡土痛史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红夷大炮由荷兰人于1600年传入
　　红夷大炮即为铜铸西洋大炮，是由红头发的荷兰人（红夷）于1600年由澳门经广东传入。清初满族皇帝因忌讳胡、虏、夷、狄等字，故改称红衣大炮。
　　红夷大炮和传统火炮******区别在于：传统火炮炮身头尾厚度相同，形成“尾薄体轻”；发射时因后座压力不足，容易“颠倒炸裂”；大炮基本没有装配瞄准器，使之“且无炤准而难中”（明汤若望授、焦勖述《火攻挈要》卷上页4）；若管长在150厘米以上，还需在炮身上加铸九道宽箍以加固（俗称九节炮）。红夷大炮在设计造型上则具有炮身管壁较厚、炮管由前至后渐粗、炮尾重心压力低、不易颠倒炸膛等特点，并全部在炮身上安有准星、照门，能够“命中致远”。
　　“精工坚利……猛烈无敌”的红夷大炮传入后，明清两朝将中国优越的冶铁铸造与西方先进的设计、铸铜技术相融合，先后铸出品质更佳的铸铁红夷大炮。这种大炮，只要按《西法神机》（孙元化著）要求，照刻有装填量标示的“装药锹”装填火药，或采取事先用薄布、厚纸缝成圆柱形药包，注意及时用水和醋冷却，就可以每小时发射6－10炮弹，且一次可连续发射40弹。当时，红夷大炮还使用一种球形空心爆炸弹，弹内填满小弹和火药，且有一引信在炮弹落地前引爆火药，将其中小炸弹散开来，“威力委实惊人”。如康熙二十九年的威远将军炮就配置了开花弹。
　　荷兰人不仅带来先进的大炮，而且还带来铸弹制药、瞄准仪具及全套瞄准技术，即将操炮所需的数学和物理知识，化约成简明实用的仪具和计算尺（如矩度、镜规、镜尺、星斗等）。这样，在战斗中就可迅速结算出不同仰角下的射程，并判断如何用最恰当的火药，将不同材质的炮弹较准确地击向目标，这对于大型火炮“一发五六里”（约2800-3360米、在1600年左右，一里约0.56公里）、中型火炮“一千零五十三步”（明代一步为五尺合1.56米，约418-1643米、《西洋火攻神器说》 明 何汝宾）、小型火炮“大约三百丈之内，一百丈以外，方能有效”（约320-1020米、《演炮图说》丁拱辰）射程是否能“命中致远”尤为重要。这和明末以前全凭经验发射火炮的传统方式形成强烈的对比。
　　胜过传统火器百千万倍的无敌神物
　　明末清初，满洲人以一少数民族欲问鼎中原，明朝因国势衰落无力回应。期间正好由广东传入极具攻防能力、杀伤力极大的无膛线红夷大炮。它的引进，原本是明军想凭此来作为保家卫国、救亡图存的最后一把救命稻草，而事实也是如此。这种新式大炮，在引进初期即锋芒毕露，如天启四年（1626年）正月的宁远大捷，袁崇焕和守城明军凭借着布置在城头的11尊红夷大炮，“循环飞击，杀其贵人，每发糜烂数重”（黄一农著《天主教徒孙元化与明末传华西洋火炮》），重挫努尔哈赤大军的进攻，使战局发生了逆转。红夷大炮因此被明朝皇帝封为“安国全军平辽大将军”。
　　宁远战役后，明清两朝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武器对战争进程的作用，马上淘汰过去作战使用的“受药不多，放弹不远，且无炤准而难中……发弹不迅不直，且无猛力”，射程约100－200米的“发火贡神炮”（中国铳），开始大规模地引进和仿铸这个胜过传统火器“百千万倍”的“无敌于天下之神物”。由于明朝国弱民贫，无力购铸新炮而痛失先机，这种新型火器最后却转为清朝得以吞并大明的利器。不久，红夷大炮被清朝缴获和掌握，并凭藉雄厚物力仿铸出比原红夷大炮品质更佳、数量大大超过明朝的“天祐神威大将军”等大炮，这使满人得以凭借它攻城掠地，在极短时间内征服大明帝国，建立了大清王朝，红夷大炮也因此被清廷封为“威远将军”和“神威大将军”，并钦定“特为天下后世镇国之奇技”的护国之宝而使用至清末的鸦片战争。
　　红夷大炮不仅在满清入主中原的许多战役中发挥了极大威力，而且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中立下赫赫战功。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人用本国制的红夷大炮侵占了台湾，38年后的1662年2月1日，郑成功凭借改良后品质更为优异的新型红夷大炮跨海东征，打败荷兰殖民者，胜利复台。
　　清军火炮威力连明末水准都达不到
　　明末清初，我国在制炮演炮方面和西人不相上下。但随着三藩之乱的平定和台湾郑氏政权的败亡，军事威胁消灭，清廷对火炮的重视开始大幅减弱，并从自己统治需要出发，严禁铸造新炮，下令将盛京、吉林、黑龙江（满人居住区）外各省的大部分火炮拆除。在曾经著录或现存的兵书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从康熙末年至嘉庆朝的150多年，竟未见任何讨论火炮的专著，此情形直到道光二十一年鸦片战争初败后才改变。
　　相对中国在炮学发展史上的停滞，西方却突飞猛进。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于1690年建立世界上第一所炮兵学院，系统地传递大炮的相关知识，并以政府力量加以研究改进，其类似的机构随即被其他国家所仿设。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使欧洲在制造火炮和弹药的技术方面已较精密且规格化，即改用新发明的车床将金属圆柱钻空制成炮管，此法可使大炮比模铸法更加均匀对称，再加上罗宾斯和欧拉等科学家，成功地将空气阻力学纳入弹道估算中，使欧洲大炮射击准确度产生质的飞跃。到19世纪中叶，欧洲火炮机械制造精密度再次提高，火炮所用的游隙（炮管和弹头之间的空隙）更减少到内径的1/42。这样，只要装较少的火药就可以达到较高的速度，并提高发射的准确性。由于用药量减少，炮管变薄也不会炸膛，炮重减轻更是大大增强了火炮的机动性。
　　中国由于火炮制造技术和瞄准知识传承的缺失，在鸦片战争期间全部暴露无遗。火炮专家丁拱辰曾说过：道光、咸丰之交，天朝军队常只能采用炮管内径在1/10至1/15为游隙的大炮，此炮“弹不圆心，口不直顺”，连明末的水准都达不到。而清军对火炮瞄准知识的了解，甚至还不及明末清初的水准，再加上当时中西方在炮管和炮弹铸造精度的及瞄准技术的明显落差，这就是清朝军队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挑战时毫无招架之力的根本原因。
　　石壁炮台是按照红夷大炮特点建造
　　厦门抗英保卫战前夕，闽浙总督颜伯焘“聚全省之精华”，从1840年12月到1841年7月短短8个月里，在厦门港要塞共修建增设有石壁炮台、鼓浪屿炮台、青屿炮台、浯屿南北炮台、大担前后炮台和小担前后炮台，“共安放大小炮279门”，加上原有的280余尊的大炮，共有各类红夷大炮近600尊。
 　　1600年荷兰传入中国的红夷大炮（何汝宾绘）
　　颜伯焘在修筑石壁炮台时，是严格按照红夷大炮的特点来建造的。红夷大炮“长以攻城，欲拙于野战”，因炮体笨重，只能直击，不能左右转动，必须在开战之先就定点安放，“当敌我情势发生重大变化时，无法及时改变”（黄一农著《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这也是石壁炮台炮洞的开口为何是方型孔而非扇型孔之故。因此，当英国海军陆战队从侧面登陆，绕到炮台侧后进攻时，要塞的沦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反观英军方面，自嘉庆十九年（1814年）起至鸦片战争前，他们便不断地利用商船，在贩烟的同时探测校正我航道港湾水深，绘描岛岸图形、侦察水陆防务。道光十二年（1832年）4月2日至10日，英政府派武装间谍船“阿美士德”号刺探闽海军情，以“因风不便，公价买粮”为由抛泊在厦门虎头山下，英人胡夏米等傲慢自恃，置官弁劝说、兵船驱赶于不顾，测探水深，绘制港图，还上岸私访商人，登山眺望兵营，广集情报。1840年英舰队第一次沿海北上侵华时，于7、8两月派出三只战舰分两次对厦门港要塞各炮台进行火力侦察，摸清中国红夷大炮与英国阿姆斯朗大炮在制造精度、瞄准技术等方面的巨大差距。
　　由于战争形态出现了重大变化，厦门抗英保卫战实际上是军事技术的“隔代碰撞”。这也是史家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所提到的：“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
　　血的教训让洋务派学会“师夷长技”
　　厦门战败后，浙江巡抚刘韵珂等曾冒死奏报：“夫厦门、定海、镇海三处守御事宜，皆聚全省之精华，殚年余之心力，方能成就，实非易事，而该逆乃直如破竹。盖其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明确指出中英之间武器和战术的差距，但却因“畅论英夷船坚炮利，纪律禁严，断非我师所能抵御”，有损“天朝兵威”而被当时和后世指责成“投降派言论”。
　　北洋教习德国人金楷理所著炮说之一
　　但他们的疾呼还是引起了忧国忧民的有识之士共鸣。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陆续出现了汪仲洋的《铸炮说》（1840年）丁拱辰《演炮图说》（1841年）龚振麟的《（铸炮）铁模图说》（1842年）和《柜机炮架新式图说》（1842年）、《火器真诀》（华蘅芳1833－1902）、《抛物线说》以及王韬《火器略说》等书，即为此一态度的具体反映。之后，有关火炮的著译也始渐增多，其中任职于上海江南制造局的金楷理，即曾口译出版不少与克虏伯大炮相关书籍。光绪年间，在刘申宁的《中国兵书总目》中，更著录有数十种译介西方炮学著述，其中专门论及测准技术者，即有方愷的《火器测远图说》、张秉柜的《火器量算通法》、廖寿丰的《瞄准要法》、梅鼎的《火器命中》、邓钧的《炮准算法图解》、曾纪鸿的《炮准测量》、陈鹏的《炮规图说》、叶耀元的《炮法求准》、黄方庆的《火器新术》等，试图拉近中西间在火炮瞄准技术上的差距。在他们的推动下，清廷展开了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洋务运动。
　　厦门抗英保卫战之败，让洋务派们强烈意识到“落后必遭挨打”，须“师夷长技以制夷”。鉴于此，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数次派团到德、法、英等国家，考察了38家兵工厂，得出“克虏伯炮之力实能致远，惟而少差，可知水战之尤难命中者，更宜以克虏伯为止。”从1871年起到1902年的31年中，清朝从德国购买了6793门各种类型各种口径现代后膛（带膛线）海岸炮——克虏伯大炮。胡里山炮台两尊28生（280毫米）和两门15生（150毫米）的副炮也在其中。
（作者：韩栽茂，原载于2006年8月9日《厦门晚报》）